必一运动曾“深潜”30年的黄旭华这次真的走了

　　2018年10月15日，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。黄旭华院士结合自身，介绍开展核潜艇研制的科研经历和心路历程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
　　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黄旭华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湖北武汉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　　总称自己是“客家人，祖籍揭阳、生于汕尾”的黄旭华，曾离家乡很远。他从事核潜艇研究工作需要隐姓埋名，曾30年未归乡，甚至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。

　　黄旭华一生淡泊名利，始终认为自己是广大核潜艇科研工作者中的一员。他常用“三面镜子”勉励年轻人：放大镜、显微镜和照妖镜，分别代表追踪线索、看清实质和去伪存真。

　　功成名就后，这位“深潜者”依然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纯粹。2019年获得“共和国勋章”时，他反复强调：“荣誉不属于我个人，核潜艇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”

　　面对突然涌来的鲜花与掌声，黄旭华形象地比喻自己是从水底浮到水面，“有些不习惯，更喜欢隐姓埋名，当无名英雄。”

　　如今，黄旭华真的走了，带着他终生不改的乡音，带着对父母“忠孝难两全”的遗憾，带着那句“此生无怨无悔”的承诺，永远深潜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　　“我仅仅是作为一个代表来领受这个荣誉而已。”他认为核潜艇是核反应堆、导弹和潜艇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，技术非常复杂，是一个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　　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，地处湖北武汉，是中国唯一的核动力舰船总体设计研究所。身为其名誉所长，九十多岁的黄旭华仍然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。

　　虽然黄旭华已经退出一线，但他认为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，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，自己任重而道远。

　　“年纪大了，人家让我不要去上班了。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黄旭华笑着说，“可我还要给年青一代当啦啦队长，给他们鼓劲。”那时，黄旭华正在把几十年的资料整理出来，可困难不小，因为很多字看不清了。

　　黄旭华的晚年作息时间很规律。他每天打太极拳。不仅早上起来打，每天下午4点午睡起来还打30到45分钟，晚上10点半准时睡觉。他说，工作上技术上要永不知足，但生活上要知足常乐。

　　黄旭华曾说要做一个“老来俏”的人。可他仍然时刻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。先后向科研、科普、教育机构捐献自己的奖金逾2000万元。其中，他捐资1100万元设立“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”，激励着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继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。

　　他想把自己随身携带的“三面镜子”，送给年轻的核潜艇科研人员：放大镜，代表扩大视野，寻找线索；显微镜，代表放大信息，看清实质；照妖镜，代表鉴别线年至逝世前，黄旭华从未离开过核潜艇研制，似乎永远不知疲倦。

　　“核潜艇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。”黄旭华曾透露，他的手机号码中有四位数是5209，是自己选的。代表“我爱‘09’”。

　　临行前，他没有告诉父母具体的工作内容，只是说要去外地出差。他深知，核潜艇研制是一项绝密工程，一旦参与，就意味着要隐姓埋名，与家人断绝联系。

　　那一年，为打破美苏等国的核潜艇技术垄断，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聂荣臻向中央建议，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。经中央批准后，组成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（后来改为09研究所）。黄旭华成为该研究室一名技术人员。

　　黄旭华清晰地记得，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除了他和另外两三人结过婚，“其他人都是光棍”。

　　“从物质到知识，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”黄旭华公开回忆，回头看去，当时可能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，大家就开始干了。

　　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黄旭华和同事们像大海捞针一样，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，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。

　　一次，黄旭华看到两个美国“华盛顿号”核潜艇模型玩具。那是别人带回来的。他如获至宝，把玩具拆开、分解。兴奋地发现，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，竟与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、一半靠想象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样。

　　“我当时就想，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！不需要神话尖端技术，再尖端的东西，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，并不神秘。”从此，黄旭华坚定了信心。

　　1965年，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，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辽宁葫芦岛成立，黄旭华开始了“荒岛求索”的人生。

　　葫芦岛的气候十分难耐。一年大概刮两次七级大风，一次刮半年，冬天寒风刺骨，很是痛苦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黄旭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，攻克了核潜艇的动力、线型、结构、水声、武备、通信、生命保障等核心技术难题。

　　他们用土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，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、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、水滴线型艇体、艇体结构、人工大气环境、水下通信、惯性导航系统、发射装置7项技术，也就是“七朵金花”。

　　1970年12月26日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。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，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。1974年8月1日，该核潜艇被命名为“长征一号”，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。

　　至此，中国是继美国、苏联、英国、法国之后，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，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。

　　“从1965年‘09’计划正式立项，用了不到十年，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。”黄旭华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，总表示自己感到很骄傲。

　　核潜艇是否有战斗力，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。然而，全世界没有总设计师随核潜艇做过极限深潜试验。1988年4月，中国某新型核潜艇进行首次深潜试验时，64岁的黄旭华决定一试。

　　这样的生死选择，没想到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。黄旭华明白，妻子比他更紧张，她的平静，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。

　　“万一深潜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，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。”黄旭华说，他不是充英雄好汉，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，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，确保人、艇安全。

　　深潜试验当天，南海浪高1米多。艇慢慢下潜，先是10米一停，再是5米一停，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。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，发出“咔嗒”“咔嗒”的响声。

　　一小时、两小时、三小时、四小时，黄旭华下到水下极限深度，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深潜试验，拿到很多第一手的数据。

　　当深度仪的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时，黄旭华听到艇长下令：“各岗位仔细检查周围情况，确认无误后开始上浮。”当他们一直上浮到100米这个安全深度时，艇上突然沸腾起来。

　　“全船人都骚动了，跳跃、握手、拥抱，有些同志都哭了，大家非常激动。”黄旭华回忆，艇上的快报要他提几个字，这样的氛围，让他激动得有了灵感，拿笔写下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。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”。

　　“痴，指的是我痴迷于核潜艇事业，无怨无悔；乐，说的是我乐在其中。”短短16个字，正是黄旭华从事核潜艇事业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离家研制核潜艇时，他刚三十出头。等到再次见到亲人时，已经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。这30年里，他淡化了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。父母多次写信，问他在哪个单位工作，做什么工作，他都避而不答。

　　其间，父亲病重的时候，他没能回家看护；父亲病逝，他也没能奔丧。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，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。

　　“亲人们多有怨言。”黄旭华回忆，弟弟妹妹们都认为，三哥大学毕业了，就忘了家，忘了养育他的父母。尽管母亲再三解释，“你们三哥不是这样子的人。”但是整整30年，母亲难免也有不理解。

　　1986年底，核潜艇工程解密后，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，他终于回到汕尾老家，内心满是期待，结果母亲不在家。

　　黄旭华问了才知道，原来二哥去世后，家人把母亲接到弟弟家。于是黄旭华连忙赶到肇庆，见到93岁的母亲。

　　在接受南方+采访时，黄旭华回忆，当时母亲和他逛了七星岩。“也没问我这几十年在干什么，只拉着我的手聊小时候的往事。”

　　直到1987年，《文汇月刊》登了一篇报告文学，题目是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。上面没有黄旭华的名字，但有妻子李世英的名字。当他把这本杂志寄回家后，家人才知道黄旭华的真实工作。

　　母亲赶紧召集一家老小，郑重地告诉他们：“三哥的事，大家要理解、要谅解！”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，他哭了。

　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中国大地。黄旭华的家乡也未能幸免，飞机的轰炸声时常划破宁静的天空，家园被炸毁，乡亲们流离失所。

　　改变了想法。他决定弃医从工，立志要学航空、学造船，保卫祖国的海疆。1958年，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。当时，核潜艇在美国诞生已有四年，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也已下水一年。而中国，却在一片空白中艰难起步。

　　多年后，黄旭华数次回忆起曾经30年的“人间蒸发”，也数次表示没有后悔过。他总说，“国家需要我，我就像核潜艇一样，潜在水底下。”